曹植于《说疫气》中言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：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，或覆族而丧。”
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中云：“余宗族素多，向逾二百，自建安以来，犹未十年，其亡者三分之二，伤寒十居其七。”
马日磾这封奏书让刘辩想起了汉末三国时期除了战争外，另一个对人口的大杀器。
华佗的医书没有流传下来，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影响深远。
这本书放到后世来看，有其局限性，可若是放到当时当代，毫无疑问是医学领域的极大进步。
刘辩目前犹豫的是，此二人目前未必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医学知识，如果贸然将他们诏来雒阳，刘辩担心会产生揠苗助长的问题。
不过，即便把他们留在地方行医，以刘辩目前的能力，给他们提供些便利倒也没啥问题。
如今巫医一体，在许多百姓心中，药没有符水管用。
就如大疫，即便是士人也只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“阴阳失位，寒暑错时”。
在这种社会氛围下，一个出身不差的知识分子选择潜心研究医术，从事士人眼中的“贱业”，而非按部就班的走仕途，其道德水平必然是值得尊重的。
华佗有“沛相陈珪举孝廉、太尉黄琬辟，皆不就”的记录；张仲景最后也弃官修书。
刘辩能给他们提供不少额外的帮助。
缺乏纸张，写医书只能用竹简？跑腿、采药的人不足？需要弟子？与别的医者交流不便？
这些朝廷统统都能予以支持。
最关键的则是——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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