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1章 曾文正公文集卷三（七） (第1/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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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妇蔡氏，年少时嫁给欧阳惟本，是节母的长媳。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年，遭遇大饥荒。节妇即将出嫁时，她的父亲辅世因家贫无力置办嫁妆。族中亲友凑钱资助，共得三千多文钱，父亲用这些钱为她置办嫁妆送她出嫁。节妇暗中将钱放回，藏在草垫里，把钥匙系在草垫外端。父亲回家后发现家中无粮，拉开钥匙却发现了那些钱。他流泪说：“我的女儿真是孝顺啊！留下这些钱来救我的命。”惟本去世时，节妇也正好二十八岁。

从此节妇放下一切杂务，专心跟随节母学习侍奉祖母刘孺人的方法。每天黎明时分，刘孺人起床，节母手持发簪侍立在左侧，节妇在右侧为她整理衣冠。到洗漱时，节母端水，节妇捧盆。到用餐时，节妇准备饭菜，节母在旁劝食。就寝时，三代人同睡一床，静默无声地聆听老人动静。刘孺人发怒时，节母贴墙站立惶恐不安，节妇则从容周旋，设法平息老人怒气。当刘孺人生病时，节妇煎药，节母先尝过后再奉上。夜里两人轮流守候，衣不解带。一天夜里，节母起身时不慎跌下床，摔断两根肋骨。节妇见状痛哭上前搀扶。节母却示意她噤声，唯恐惊动刘孺人。

刘孺人晚年双目失明，手脚瘫痪，每日坐在竹轿上游览庭院。节母在前肩扛轿杠，节妇在后肩扛轿杠。后来刘孺人以九十高龄去世，节母年近六十，当年摔断的两根肋骨竟完全康复。又过了二十多年，有盗贼入室抢劫，用刀砍伤节妇的手指和手肘。伤势虽重却未就医，最终也痊愈无恙。人们都认为这是孝行感天的征兆，或许有神明在暗中护佑。道光九年，节母去世，享年九十六岁。道光二十三年，节妇去世，享年八十三岁。在此五年前的己亥年，朝廷依照惯例对婆媳二人均予以节孝旌表。

前史官曾国藩评论道：节妇有四个孙女，其中二孙女嫁给我的岳父福田先生。福田先生是位品行敦厚的君子，常向我讲述欧阳家婆媳的事迹。我从前在礼部任职时，看到各省上报请求旌表的妇女事迹，凡是殉夫的烈妇都另列专折。高宗皇帝曾下诏斥责这种做法，不予旌表，认为德行不以刻意求难为贵。然而世俗之见往往推崇偏激极端的行为。看欧阳家婆媳的节操，似乎只是寻常德行并无特异之处。但她们怀着纯粹孝心，战战兢兢侍奉婆婆长达六十年、五十年之久而始终不渝，天下最困难的事，还有比这更难得的吗！

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记

道光三十年，广西贼首洪秀全等人发动叛乱。咸丰三年二月初十，攻陷我金陵城，占据作为伪都。官军围攻八年未能攻克。咸丰十年闰三月，官军溃败。贼军势力更加猖獗，聚众达三百万之众，扰乱十六个行省。同治元年五月，浙江巡抚曾国荃率军进攻金陵。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，在钟山脚下通过地道战术攻克城池。当年十月，修复城墙缺口工程竣工，立石碑以标记此处。碑文铭刻道：

穷天下力，复此金汤，

（耗尽天下之力，才收复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，）

苦哉将士，来者勿忘！

（将士们何等艰辛，后世之人切莫遗忘！）

《棠棣》是宴饮兄弟的诗篇，《小宛》是兄弟相互告诫避祸的诗篇，两首都以脊令鸟起兴。因为脊令鸟性情最为急切，用情最为真挚。所以《棠棣》用它比喻急难相助的情谊，《小宛》用它比喻远行奋进的诚心。我长期困于军旅，温甫、沅浦两位弟弟从军，最初都是因急难而来相助。沅浦坚忍果敢，最终成就大功，使我得以免于罪责。因此常与沅弟以安逸相诫，期望能早起晚睡，不辱没父母所生。于是取两首诗中脊令鸟的寓意，将堂命名为“鸣原堂”。

王船山遗书序

王船山先生的遗书于同治四年十月刊刻完成，共计三百二十二卷。曾国藩亲自校阅了其中《礼记章句》四十九卷、《张子正蒙注》九卷、《读通鉴论》三十卷、《宋论》十五卷，以及《四书》《易经》《诗经》《春秋》等经典的稗疏考异十四卷，共订正讹误脱漏一百七十余处。因军务繁忙无暇细读全书，于是作序道：

从前孔子常谈论求仁之道，同时重视礼的实践；孟子也将仁与礼并重。因为圣王用仁来调和人与物的关系，用礼来平息天下的纷争——内在修养没有比仁更重要的，外在规范没有比礼更迫切的。在孔孟的时代，老子庄子就已经鄙弃礼教。杨朱墨翟的学说虽各有不同，但同样损害仁道。后来各家学说纷出，典籍遭焚毁，精微的言论中断，人伦纲纪紊乱。汉代儒者搜集残存经典，戴圣编纂《礼记》，才使礼学得以保存十分之一。

又过了一千多年，宋代儒者重新接续中断的学问，张载先生着《正蒙》探讨实践仁道的方法。王船山先生为《正蒙》作注数万字，为《礼记》作注数十万字，既深入探究人与万物的共同本源，又显明地建立万事万物的纲常，在祸乱未形成时就加以消弭。他对古代圣贤明体达用、循序渐进的思想要旨，往往有精到的阐发。

王先生名夫之，字而农，于崇祯十五年考中举人。他目睹当时朝廷政令苛刻严酷、不近人情，而士大夫们又争相追逐虚名，东林党、复社之流结党攻讦，社会风气日益败坏。因此在他的着作中极力贬斥申不害、韩非的权术，痛恨结党营私的风气，反复论述而意犹未尽。他曾在桂王政权中担任行人司一职，后见大势已去，便隐居在永州、郴州、衡州、邵阳之间，最终在湘西石船山终老。

清朝统一天下后，广求隐逸之士。博学鸿儒相继被朝廷征召录用。即便如顾炎武、李颙这样坚守气节的人，朝廷也屡次派人到其居所征聘。唯独王夫之先生深居简出，始终不与朝廷合作。他平生最痛恨文人结党标榜的习气，不愿自己隐居却因文章显名，招致世人讥讽。因此他终身隐居避世，名声寂寂无闻，其学问也最终未能显扬于世。在荒山破屋之中，他终年孜孜不倦地钻研，追求培育万物的仁德和治理国家的礼法。

他穷尽探究，深入论述，纵使千变万化也不离根本之道；虽历经百世无人理解，却始终无悔于心。先生去世后，大儒相继涌现，有的批判“良知顿悟”之说，有的辨析《周易》图说的穿凿附会，有的详考名物、训诂、音韵，纠正《诗集传》的疏漏，有的修订完善三礼祭祀的仪制，成就堪称卓绝。而这些学问，先生早已在前人基础上有所阐发，与后世贤者的见解不谋而合。虽然他的着作过于浩繁，精粗并存，但确实称得上博通文献而能约之以礼，是超然独立的当世君子。

道光十九年，王夫之先生的后裔孙世全首次刊刻其着作一百五十卷，新化人邓显鹤（字湘皋）实际主持此事，湘潭人欧阳兆熊（字晓晴）协助完成。咸丰四年，太平军攻占湘潭，书版毁于战火。同治初年，我弟弟曾国荃筹划重新刊刻，并增补一百七十二卷，仍由欧阳兆熊负责此事。南汇人张文虎（字啸山）、仪征人刘毓嵩（字伯山）等人分别担任校勘工作。刻书事务始于安庆，最终完成于金陵。至此，王夫之先生的着作才得以基本完备。后世学者若能秉持恭敬宽恕之心，贯通学问本末，也必将从这些着作中获益匪浅。

闽浙总督季公墓志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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