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，革命理论家
清末，革命思潮潮漫全国，日本留学界尤为革命的重心。执信在国内时，兼治明儒王船山之学，于民族大义，印象甚深，而于当时流行的新学书籍，尤欢喜阅读，早萌维新之志。到了东京，日与革命志士相往还，革命思想愈进。民国纪元前七年（清光绪三十一年西历一九0五年），国父孙中山先生联合留学志士创设中国同盟会，他便毅然加入。他秉承家学，文章做得很好，乃运用新思想，发为议论，鼓吹革命。
那时候，清廷感于革命大势之可怕，为缓和人心，宣布实施立宪，一班意志薄弱的人，颇为所惑，他便站在革命的立场上，发表许多篇文章，揭发清廷的烟幕，文字清朗，理论透彻，很得读者欢迎。在一篇叫做“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”的文章里，他开头就说：“吾今正告天下曰：中国立宪难，能立宪者惟我汉人，汉人欲立宪，则必革命，彼满洲即欲立宪，亦菲其所能也。”其立论之斩钉截铁，往往如此。
当时革命的大敌，除了满清政府外，尚有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。保皇派自“戊戌变法”后，散布海外各地，打着忠君的旗号，发表谬论，破坏革命，摇撼人心，东京尤为其大本营。国父领导党人和他们做唇舌笔墨的斗争，把他们的假面具揭破无余，执信也是其中最得力的一员。他驳斥保皇党，完全根据新的理论武器——论理学，一字一字的分析，一句一句的责难，使对方无法强辩。
民国成立后，在讨袁时代，在护法时代，他始终都是革命理论的斗争的健将，常使反革命派感到头痛。
他对于革命理论最大的贡献，还不在破坏方面，而是在建设方面，可以说，正因为他对于革命理论有了深刻造诣，对革命敌人的攻击，才能适中要害。当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初成立时，国父举民族，民权，民生三主义作为革命的宗旨。民生主义的标出，不特党外人感到惊奇，就是党内同志也有表示异议者。他独能认识国父的深切用意，极力拥护，并且根据自己渊博的学识，发扬而光大之。那时做了一篇叫做“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”的文章，发挥民生主义的道理，和中国可能同时并行政治革命（即民族民权两主义）与社会革命（即民生主义）的理由，原原本本非常客观，非常透彻，解除了许多人的疑惑，其赞翼主义之处实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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